“秀才人情纸一张”这是好多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它常用作谦词，通常表示自谦。如一些粗通或者精通文墨的读书人，为了对别人表达感激之情，又实在拿不出什么厚重的礼物，便只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，送上一幅自己写的字，或自己画的画，馈赠给所要感谢之人，来略表心意。有时候觉得自己言微礼轻，显现出很难为情的样子，于是免不了说上一句这样的话来自我解嘲。即便其馈赠者真的是秀才，也常常会露出穷酸相，因为一个秀才离“顶子”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更没有搜刮金钱的能力，因此流传着“只有穷秀才，没有苦举人”这样的话，“秀才人情”也只能是“纸一张”了。
“纸一张”既然拿出来作为礼物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，在通常的情况下，还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的，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文化人的钦佩与崇敬。一般地说，人们不单看重的是“纸一张”，而更为看重的是纸上写的字，由谁写的字？倘若真的是一位秀才赠送的礼物，当然更不能小觑了。在科举时代，秀才虽然是刚刚脱离普通百姓的行列，但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，还是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在普通百姓的眼里，能考取秀才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他们蕴行殖学，知书达礼，通晓人情世故，如果能有机会收到秀才相公的馈赠，自然也是喜不自胜的好事儿。
人们之所以特别看重秀才的“纸一张”，与他们崇尚知识、羡慕读书人有些关系，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，小康农家追求的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是相吻合的。著名作家李准在《叩开文学殿堂有大门：我的回忆》中说：“祖父、伯父都是私塾教师，父亲是个杂货店商人兼办邮政。家里当时共有十八口人，每口人合二亩地。在农村，知识分子少，我这个家庭就算是‘知识家庭’，所以门联上总贴着‘耕读传家’四个字……祖父的服装打扮最能说明‘耕读传家’这一特点。一件土布蓝大褂，虽然很旧了，不管冬秋，却部要穿上。一顶破呢礼帽，给村里人当‘喊礼’先生时才能戴上。再一点和农民不同的是，他不论冬夏总要穿一双布袜子。”
“纸一张”可以作为一种珍贵的礼物，也反映出一种我国古代“敬惜字纸”的良好美德。古人认为字是有灵性的东西，仓颉造字的时候，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，用白话说就是惊天地泣鬼神了。自从有了文字，人类文化的保存和繁衍就有了保障，所以但凡有字的纸，你都不能玷污它。正因为有了这种美德，一张宋版零页，能流传千余年；一幅幅名人字画，可以穿越几百年的历史风尘，让今人一睹为快。当然，对这种“纸一张“似的礼物，历史上也有对此不屑一顾者。据说，清代有一位读书人何绍基，写一手好字。一次出门在外，在一家面馆就餐以后，发现没有带钱，便一边向掌柜道歉，一边诚恳地说：“好在我会写字，愿为贵店题写一幅对联，姑且作为酒菜之费。”想不到掌柜的一听，马上气愤地说：“谁稀罕你的字？”，最后硬逼着他脱下衣衫抵债。在这种掌柜的面前，真可谓斯文扫地，让一字百金的大书法家落到这步田地。
尽管这样的一些秀才或者读书人谦虚地认为，自己赠送给别人的礼物微不足道，但对于大多数接受者来说仍然视为珍秘，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类似这样的“纸一张”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书法精品。在整个科举时代，一直把书法作为取士的一个重要标准。唐代曾制定过一个铨选官吏的的标准，其主要内容为“凡择人之法有四：一曰‘身’，体貌丰伟；二曰‘言’，言辞辩证；三曰‘书’，楷法遒美；四曰‘判’，文理优长。”（见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下》），唐代科举制中之“干禄体”、明代科举制中之“台阁体”，以至于盛行于清代的“馆阁体”，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。
注重馆阁体楷法，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，由于“楷法取士”已成为一种趋势，所以凡是有志于科考的读书人，首先要练出一手好字，逐步形成一种趋之若骛的馆阁体。光绪年间陈康祺有一部《燕下乡录》记载：“近数十年，殿试考试专尚楷法，不复问策论之优劣，以至空疏浅陋，竞列清班，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，仍列鼎甲者。”显然，其“楷法取士”的做法，已经偏离了方向，单纯看字写得好不好，已经不去顾及其内容的好坏了。这种小楷字体在笔法上要写得光洁，在结构上要写得方正，章法上字与字之间还要排列整饬，大小一样，看上去呆板，不具备艺术个性。
后来，一些有志于创新的书法家，在此基础上从古代碑板上找出灵感，从而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到了咸、同年间，取贴学而代之，成为清代主要的书法流派。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重性，尽管“楷法取士”已经发展到阻碍科举考试的作用，但从另一方面看，它确实起到了敦促读书人注重书法的作用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好多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从小就注重书法常识方面的基本功训练，长大以后都能写一手好字，也正因为心里有这种底数，才敢在关键时刻亮出来作为礼物馈赠给别人。尽管在馈赠的同时也表示礼轻情意重，但其实是一种谦虚客套之语，事实上那些读书人的“纸一张”都是非常难得的墨宝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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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9-12 07:57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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